我想ＸＸ，但我不會ＸＸＸ

公民記者看到的影片：我想說話，但我不會說中文。拍攝者是一位馬來西亞來台留學的學生，花了四個月的時間剪了五分鐘的影片，說盡了一個孩子在文化適應上的辛苦路。

片中的轉折並不是在台灣、離延齡最近的人，而是她在美國幼稚園的老師，我不是想崇洋，但這件事情上確實是這樣，因為有一個遠在天邊的老師關心並且有專業的能力去處理，才帶動了後續一連串的改變。如果沒有延齡在美國的幼稚園老師的一封信，這個紀錄片很有可能不會是開心結尾。不會說中文並不是延齡的問題，錯在他在一個講中文的環境卻不會講中文，錯在這種隔閡會造成團體間的不和諧。同樣的延齡不午睡也不是他的錯，錯在”規定“說大家都要午睡，而每個人都會午睡。

從美國到台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文化差距，大部分的人可以理解和同情這個孩子，但是事實上社會中又存在多少差距是沒有辦法被團體包容的？尤其在台灣的社會，至少在我成長過程中到現在進入社會，我覺得社會的包容很薄，社會過度簡化所有的問題，傾向用很簡單元素將人區分開來，總是只有某部分的人會定義為有潛力成功的人、只有某部分的成就會被肯定、只有某部分個性會被喜歡、少某分的喜好和工作才是正常的、拿得上台面的，人多樣性的特質沒有辦法被欣賞和得到發展，甚至被污名化是為全體社會的燙手山芋。

很多人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間或許還可以被肯定，但這個旅途卻往往非常孤獨、不被理解，也沒有援手，大多生活就這樣過去了，在不對的位置、跟不對的人、做不對的事，最後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渡完一生。人們大部分對這種感傷嗤之以鼻，卻忘記社會這個龐然大物在這些人身上留下的創傷，忘記可能包含自己的作為是多麽粗造的在處理這些人。我們有能力處理、包容不同可能性的人嗎？或者就是污名化的方式強迫別人改變、低頭、或推這些人出來為根本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負責？

之前在一場朋友的紀念會遇到了大學時期的同學，大家互問近況，有人還在不同工作生活中切換、有人選擇不加入這樣的邏輯，每個人的生活有好有壞，這樣說或許太矯情，但是就是因為知道那些生活有好有壞，所以我在他們身上卻看到的是一種尊貴的特質，為了保有選擇權而犧牲掉輕鬆愉快的東西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